畢竟是小學及中學的同級及同班同學，且還是同月同日生（同屬天秤座，但一個屬龍一個屬蛇，相差一年，你估邊個大？邊個像龍多一點？），原以為我和蔡東豪是很相似的。但其實我和他可以說是相反的性格。

簡單的說，蔡東豪是非常理性果斷的人，而我則是感性婆媽的男人。蔡東豪是財務分析員出身，投資理財，運籌帷幄，而我則慣以文人直覺磁場為生，從不投資亦不 擅理財（強積金算唔算？），無為而治的人。所以這個訪問，原本我情商財經知識普及，崇拜財經演員，時有投資股票，又屢屢損失慘重的同事Patrick代 勞，順便給他上一堂金錢之王價值投資課，但碰巧那家伙要出差歐洲，錯失良機。

自己回頭暗忖，能夠訪問一個和你識於微時，長大後又在那麼多的機緣巧合下聚頭或間接發生關係的朋友，人生幾何？！其實我更應該好好把握和蔡東豪對談的機 會，好好地寫一篇關於人物的文章。硬著頭皮便上了，畢竟蔡東豪這三個字，已是報刊經常引述的名字，有關他的報導和訪問，為數絕對不少。幸好，這些報導也絕 大多數和經濟掛鉤，不是問蔡東豪拿投資貼士，便是要他講述世界財經大事趨勢等等，反而關於他的生活方面的體會，卻絕少觸及，最多便是他毅行者的體驗。

很少人會知道原來蔡東豪很喜歡聽像以前顏聯武或相類的半夜phone in節目。還有他是如何重情重義的人，他有本書就叫做《十兄弟》。例如今次已經不是《LifeStyle Journal》第一次找蔡東豪幫忙，七月初《信報》報慶時便想到找林生林太做《LifeStyle Journal》封面，由蔡東豪負責做訪問。還有今次拔刀上我們的封面，蔡東豪兩次都重覆同一番說話，便是只要是《信報》找他的，他都義不容辭。

另外一次發生在我還在《號外》的時候，因為客戶贊助了一個人物訪問的欄目，我請蔡東豪擔任被訪者，他當然是二話不說便來了。後來我因為另一個贊助欄目再找 他，他說不幹了，因自從上次幫我做了訪問，《Jet》的老總金成致電他，說他不夠朋友，幫《號外》不幫《Jet》，結果他礙於和金成的相知關係（蔡東豪有 份經營的上書局年初還幫金成出書），便也替《Jet》做了一次，電話中蔡東豪和我說，以後都係不要做這類事情了，以免順得哥情失嫂義。

單身大長今

訪問從他由原復生過渡至孔少林的心路歷程說起。

「其實當初我在《信報》專欄「原氏物語」作者原復生的身份曝光後，我真的感到飄飄然，但隔了一段時期，當愈來愈多人褒獎我的時候，我便開始覺得反感，懷疑這些人其實有沒有看過我的文章。
後來有機會再替《信報》構思新的欄目，我便想到一個捉弄這些人的做法，便是找來六至七位朋友，一起以孔少林的筆名，撰寫同一個專欄。如果大家記性好的話， 便會記得我們在專欄最後一天刊出的結尾是這樣寫的：我們都是原復生，你也可以是孔少林。意思即是什麼人寫都不打緊，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能抱持同一個態度去 寫，一種公正的態度去剖析問題。
另一方面，當年我進入商台發覺一個現象便是，來來去去都是同一班人在做電台，引申出來的問題便是缺乏新人參與，於是我特別在意要找新人一起寫專欄，那時我找來寫孔少林的大部份都是沒有寫作經驗的身邊朋友。」

蔡東豪做人認真，對寫作的熱誠更是毋庸置疑，問他寫作對他的生活產生了怎麼樣的影響？反應直情是「文章千古事」的那種高度。

「寫作對我生活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它簡直是我生活的重心，改變了我對生活的需求。如果可以的話，我會選擇全職寫作，相信我會很開心。我的夢想是有一日儲蓄足夠的金錢，然後只做一些收入不多但不花太多時間的工作，其餘時間便專心寫作。
平日工作上實在有很多自己控制不到的事情，很多水過鴨背，但寫作卻是你完全自處的時間，可以完全投入，完全控制，我很享受這個過程。」

從事寫作的朋友都會同意，寫作絕對是一種平衡的機制。我最想問的的是，蔡東豪平日做人行事，已經很理性了，筆下還是那麼理性分析性的題材，現實生活裡他會有感性的一面嗎？

「你不覺得寫作本身便已經是一件感性的事情嗎？如果你碰到一個識得執筆的男人，你不覺得他很浪漫嗎？！
我真的很享受寫作，出差旅行我都會寫。當然我不能像陶傑一樣到處寫，但起碼可以很早便起床寫作的人。」

其實一直想發掘蔡東豪感性一面除了是因為他的文章著實很理性，還有更重要的底因是我們絕少在其他訪問裡聽見他講家庭方面的事情。家，從來都是一個男人最能流露感性的地方。

「家庭絕對是我另一個生活的重心。我是遲婚的典型例子，但數年前結婚及生孩子卻是一個考慮得很周詳的決定，那代表了我人生價值觀的大轉變。
其實我由中學出國讀書開始一直到結婚之前都是一個人住的。以前我是連仙人掌都不想養的人，但結了婚後卻搬回家和母親一起住，現在一屋都是人！
當然，太太（現已貴為全職主婦）幫了我很多，她沒有令我覺得有家室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她讓我覺得很多人所謂有兒有女的痛苦其實也不是很痛苦，但開心就很開心。
年紀大了結了婚後，許多以前的顧慮都消失了。香港人普遍的罪惡感是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在家庭上，現在我可以說是很深閨的人，但卻很開心。」

所謂的人生價值觀，都是一種取捨吧。在個人和家庭之間，蔡東豪選擇了後者。那麼在其他方面的價值觀又如何？例如孔少林的集體創作，還有以上書局為名的文化出版的朋友，蔡東豪似乎十分享受朋輩友情，這與銖錙必計的金融思維可是兩回事，蔡東豪到底重財還是重義？

「我覺得財和義是分不開的。尤其是在香港地，如果你沒有financial independence，是很難做到有意義的工作。我舉上書局為例，它是三年前我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梁文道、劉細良及蔡子強等成立的出版社，雖然 公司生意不是十分成功，但起碼我們能夠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同時對香港人有益的事。
最開心是現在我們能在沒有太大壓力下我行我素，雖然我們都因為要追求某一程度的financial independence而不可能做全職文化人，但都想參與推動文化工作。」
相信對於有心從事創作的人來說，如何達致financial independence從來都是一個謎般的目標，既然蔡東豪提出這個概念，我當然要請他好好替我們分析。

「其實人類沒有所謂賺夠的心態，因為理論上，沒有人會嫌錢多的。所以我所指的financial independence，所謂足夠上岸，其實是一個錢幣的兩面，一面是實質的，你真的能夠儲備了一筆可觀的積蓄，是加數；另一面則是你的心境，你是否能 看破一些東西，覺得經歷過了便足夠，不會作無謂的追求，是減數。總之就是要能夠令你個人的perception不受外界利益影響。」

是的，要得到financial independence的最終目的，便是為了這一句說話。蔡東豪跟著再進一步說出他的理想。

「我自己無論寫作或做人處事，都一直在追求一種誠信，便是所謂的intellectual honesty。我還很記得你以前曾經說過，如果《信報》可以養得起一個原復生，可以讓他全職專心地每日撰寫『原氏物語』便好了。
那時開始我便覺得financial independence很重要。當然，每個人對它的標準要求都很不同。例如現在《信報》主筆練乙錚我便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能夠在擁有某一程度的 financial independence底下，一直堅持intellectually honest的底線。
其他從政的例子我也很佩服的。例如余若薇或李柱銘，他們都是有能力按時收費賺錢的人，但他們選擇了公職。當然，你也可以說他們都在某一程度上了岸，但還是那個perception的問題吧。」

蔡東豪接著說，長遠來看，他是有興趣從事公務工作的。
「其實我在商台首次全職參與傳媒工作的兩年，正值香港多事之秋，經歷了沙士、七一遊行及封咪等事件，對香港社會的經營和發展有很多體會。如果將來有機會的話，我是絕不介意貢獻我的私人時間參與公共事務的。」

毅行CEO

由此我們便會明白為何他對financial independence那麼看重了。但在未參與公共事務工作之前，我們可以問他現在身為上市公司CEO的經驗，他對管理又有什麼心得？

「一句說話：盡量做到自己講過既事，不要紙上談兵。
其實我對能夠加入現在工作的公司感到很幸運，我是很感恩的。首先公司對我有十足的信任，給予我發揮的空間，當然，大前提是生意不能太差！（一笑）而且同事亦都很好，他們絕對沒有因為我是外行人而排斥。
但我覺得作為外行人並非handicapped，反而因為我是一張白紙更加沒有包袱。我可以告訴大家『應該』點做，而不是『以前』點做。當然，你要肯承受結果。
我很慶幸有一班好同事能夠和我一起並肩作戰，嘗試實施我自己的看法，我是很cherish這四年和他們合作的經驗。而事實上，這些年我花最大時間和精力的地方便在人事。
簡單的說，你需要一個獎罰分明的制度。此外，找對的人做對的事便已經完成事情的大半了。所以只要我信得過你，我便會給予你多一些空間，這樣一種無形的壓力自然衍生，讓你覺得自己責任重大，你自然會做得更好。
我亦相信幾個人的collective wisdom，一定會叻過the sum of the parts。我的管理層都很年青，很多都是內部調升的，經驗未必很豐富，但幹勁十足，令公司充滿活力。」

蔡東豪出了名cool，你很難從他的表情看到他的心情，但說到公司工作時的熱情，我坐在桌子另一端都能感受到。而且他真的是很為公司著想。還記得他不下數 次和我提起，當初《信報》孔少林的欄目要停，並非外界所傳是因為《信報》易手，底因是他不想因為自己在專欄裡的言論而導致有人針對他工作的公司。

那麼作為一個CEO，蔡東豪認為最重要是什麼？

「我想是做決策吧，而且通常都是有灰色地帶的問題。因為如果是黑白分明的話，那也不用問你意見了。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很喜歡行山及寫作，對我思考有很大的幫助。平日很少聽見自己的聲音，但在山上時你卻能聽見自己的聲音。」
相信不用我多說，很多人都知道蔡東豪喜歡行山。而且還身體力行支持毅行者多年，更出了專書撰寫毅行體驗。到底山對他來說，是怎麼樣的一個概念？

「山改變了我一生！
真的，我沒有誇張。行山和寫作都有共通的地方，都是一個思考過程，能夠鍛練我的判斷能力，讓我的思考架構更加紮實，當遇到問題時便不用害怕。
其實行山的哲學有很多，我寫書亦是為了尋找自己喜歡行山的原因。在山上除了能聽見自己的聲音，同時又可以和朋友很開放地講出心中所想，因為在山上只有你、我和山，你自然會覺得free好多。
所以，我是用行山、用文字去認識自己。」

那麼毅行者又是怎麼樣的經驗？

「那是一種個人vs團隊的運動。我從來不喜歡做gym，覺得好悶，另外你叫我逢星期二四約打波，因為工作關係亦不可能了。但行山個個禮拜都會去，不單單是為了毅行者才做的訓練。總之我就是喜歡在山上，shopping mall我行二十分鐘已經累，但在山上卻可以半天。

至於毅行者則是一個講究團隊精神的運動。它的奧妙是，你整個團隊的速度並非以最快那個為標準，而是最慢的那位隊員。所以你要思考的便是怎樣令最慢的隊員更快！這亦是團隊精神的精髓，日常生活絕少遇見這樣的經驗。」

香港溫布頓

蔡東豪最新的著作是《香港溫布頓》。相信年來有留意他為香港電台主持節目或在《壹週刊》撰寫專欄的朋友，都不會對「香港溫布頓」作為一個推銷香港的概念感到陌生。到底香港對於蔡東豪來說，又是一個怎麼樣的概念？

「香港是我的根，是我長大的地方。這裡有東西文化最好和最不好的地方。正如梁文道所言，這是一個你一落街便可以買到所有報紙的地方，既方便效率亦高。
儘管香港文化如何不濟，起碼都是我們自己的文化。香港自由開放資訊發達，香港人謹守崗位各就各位，在櫃員機排隊拿錢手腳慢一點都不好意思。
現在香港工作的外國人少了，在金融業還好，但其他行業很明顯少很多。其實如果香港可以繼續扮演大熔爐的角色，吸納全世界最好的人才便是最好的了。你看英國 人連機場都可以賣給外國人，國寶碧咸到西班牙美國踢波但都能代表英國出席北京奧運閉幕，那種胸襟才是致勝之道。反觀中國連可口可樂收購匯源都有民族主義者 提出反對，那種狹窄只有阻礙發展。」

中國因素是我和蔡東豪經常討論的課題，可能是他其實不喜歡返大陸，而我則有機會在過去數年在國內工作。

「我承認對中國國情和文化瞭解不足，亦不願意花太多時間去瞭解。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遺憾。但我亦不相信中央政府的能力和自信太低，只是香港政府的過份 self-censorship。像剛舉行的立法局選舉已產生了一些改變，市民的聲音愈來愈大，中央政府亦應該對融和社會愈來愈有信心。
當然，香港亦有香港的問題，例如官商勾結，例如大企業要輸贏到盡的態度令人很不舒服，政府政策傾斜來鞏固他們的力量亦不對。其實香港回歸後便應該不存在mandate的問題，中國政府亦不用擔心，但仍然會利用既得利益者去幫手穩定香港。
所以金融業可以說是唯一沒有大孖沙壟斷的level playfield。我提倡的香港溫布頓概念，就是希望香港這個公開公平的平台，能夠起著像倫敦溫布頓一樣的效應，只要擁有健全開明的金融制度，經濟便會 健康地發展起來。始終開放和透明度是我一直深信能夠令香港繁榮的不二法門。」

從蔡東豪的說話，我能感受到他對香港擁有像對《信報》一樣的義不容辭。其實從他身上我們大可以看到新一代香港精神倡導者的身影和理念。香港是有不好的地方，但畢竟香港就是香港。

而且蔡東豪令我動容的另一點是，在整個訪談中，他不下數次地表示感恩，慶幸自己在家庭和工作上有這樣的際遇。像他構思孔少林的概念一樣，他會因為自身幸運 的經歷，許多人不斷賦予機會，而決定自己亦一定會比機會人。他最希望見到香港社會胸襟能開放一點，盡量給更多機會新人。

末裡我再問他將來希望參與公共服務是會循什麼途徑？

「加入政府工作需要妥協。所以我還是會在傳媒的平台裡找一席位吧，傳媒有空間有自由度，可以經營影響力。」

我很期待這一天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