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看來，「藝術來源於生活，但也一定高於生活，這個高度肯定不是鍋碗瓢盆、柴米油鹽」。張靜初並不是那種只知道天真可愛、阿諛奉承的演員。問到音樂時，她說自己最喜歡七八十年代的老搖滾，尤其是Bob Dylan在那段時期的作品，歌詞寫得非常到位。她看過次數最多電影也不是奧斯卡獲獎影片，更不是《The Godfather》和《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而是南斯拉夫導演Emir Kusturica的《Underground》。她還喜歡看有哲學思想的書，比如《生命的悲劇意識》，以及詮釋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小說《愛因斯坦的夢》，喜歡思考和現實生活並非緊密相連的終極問題，比如我從哪裡來，我要去哪裡以及活著的意義。

張靜初是我遇到的最喜歡思考的女演員。在中國內地，採訪一個稍有名氣的演員是件繁瑣的事，一般都要提前交付採訪提綱，之後對方總是會對提綱指指點點，告訴我哪些不能問。估計經理人或者相關宣傳人員先要告訴藝人如何回答才能不疼不癢，不傷害少數人民的感情，至於那些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的，乾脆就把那個問題一刪，以過於敏感為由，拒絕回答。可事實告訴我，張靜初沒那麼麻煩，只需確定時間、地點，攝影師和化妝造型分別是誰就OK。

因為《天水圍的夜與霧》要在香港電影節首映，借此機會採訪了張靜初。看得出來，她最近一陣的忙碌程度足以用「焦頭爛額」來形容，同時要為三部影片做宣傳，除了許鞍華的這部新電影之外，還有章家瑞的《紅河》以及德國導演Florian Gallenberger那部反映南京大屠殺的《John Rabe》（約翰．拉貝），所以就在採訪之前的兩個小時，她的經理人突然打來電話，希望我們的拍攝和採訪儘量抓緊時間，告知《John Rabe》的投資方也要在當天下午為她做一個視頻訪問，以配合電影的宣傳。「這段時間都在忙這個，至於新片，可能要等待5月份才會開機。」張靜初說。

早熟敏感歲月滄桑

1980年2月2日出生於福建永安的張靜初並不像網上那份普遍流傳的個人簡歷中描述的那樣，「來自最普通的工人家庭，從小在山區長大」。永安的行政劃分屬於縣級市，不大不小，但和福建省會福州無法相提並論。張靜初的媽媽是數學老師，而爸爸是政府公務員，收入不算很低，但也不是太高。

她13歲時步入藝術師範，在外面租了一個小畫室，每天畫畫，少言寡語，「那時我的作品題材和年齡形成極大反差，當時對歲月的滄桑就已經比較敏感了，比如有一幅畫就是一面稍有些殘破的牆和老人的疊影，通過攝影和繪畫結合的藝術語言完成」。或許是因為接觸到美術，沉迷於創作，疏於與周圍人的溝通，只和一些同為文藝青年的人有些觀點上的往來，或者是聽那些報考藝術院校七八年都未成功的人講述他們的理想。而對於她來說，考取藝術學院的夢想也在那段時間被點燃。

除了繪畫，她也經常看媽媽訂閱的《小說月報》，印象中都是「許多都是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大部分作者和作品標題早已經忘記，只記得劉恒，因為長大之後看劉恒的作品，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就像到一個陌生城市，忽然間看到一扇門，走進去，完全不知道主人是誰，但卻留在記憶裏。那時候看書的感覺很模糊，吸收的氧分都是狼吞虎嚥，不是很明白，也不可能全部消化，只是有種如夢如幻的累積，分不清是看過的書，還是做過的夢。」許多年後，當她考取中央戲劇學院的時候，這些模模糊糊的記憶碎片在考場上發揮了作用，其中一項考試內容是講故事，要求很嚴格，不僅要在三分鐘內講完，還要切題，更要有一定內涵。「那時候才發現原來自己看過那麼多書，腦子裏有很多故事，一下子都翻出來了。」

那次考試異常順利，以至於專業考試之後信心十足，直接去準備文化考試，沒有再報考北京電影學院或上海戲劇學院之類的其他藝術院校。

品味格調凜然氣息

張靜初曾為自己設想過十到二十種職業，沒有一個是演員。在學校的那段時間，也沒拍過電影電視劇，只是接拍廣告，寫創意文案，賺些零用錢，更多的心思放在了考研或者去紐約電影學院深造，之後再回戲劇學院或電影學院當老師。「我父母那一代人追求穩定，因此也希望我從事這樣一個比較穩妥的職業。我自己也覺得演員這份工作飄忽不定，生活不能掌控在自己手裏。」

確定了目標之後，她天天跑去新東方苦學英語。所以在拍攝《Suo Miya's Choice》、《Jadesoturi》和《Rush Hour 3》時，在語言上並不吃力，而在出演《John Rabe》的時候，導演還嫌棄她的發音過於標準，需要做出調整，故意帶些德國口音。可能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她被稱作下一個章子怡，雖然身材不算高大，在她身上能看到國際化的凜然氣息。2005年，美國雜誌《TIME》授予她「亞洲英雄」之後，有媒體給出了這樣的評價，「她不僅是中國電影圈，也是新中國最完美的外交大使」。

張靜初不熱衷於時尚，張靜初的美學標準在於格調，而非奢侈品牌。「我的性格不太喜歡時尚或逛街，不會刻意研讀時裝雜誌，但很幸運，工作讓我經常看到漂亮的秀，比如之前Dior與中國藝術家的合作。我更多的是從這些活動中親身體驗到時尚。也許我不喜歡時裝，但能從紛繁的衣服中跳出屬於自己的Style。相比之下，我更在意品味與格調，這是與生俱來的，覆蓋了生活中的每個細節，不僅僅是衣服那麼簡單。」

柏林銀熊歷歷在目

《孔雀》不是張靜初第一次擔當主角，但卻是她首次以女主角的身份在觀眾面前展現自己，之前還以女主角的身份拍過兩部影片，但因為發行等原因，殺青之後就石沉大海，永無天日。《孔雀》的故事背景發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河南古城安陽，一個五口之家在社會劇烈轉型時期，各自踏上不同的人生之路，當中充滿了夢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

對於張靜初來說，影片當中姐姐的角色似乎就是她自己，雖然沒有騎單車兜著降落傘滿街跑，卻能體會那種心情。「我比較瞭解作為一個姐姐的心理狀態，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理解夢想不能成真的痛苦，我生活的地方也不是什麼大城市，知道那裏生活節奏的緩慢，可能三十歲時就看到自己六十歲退休的時候在做什麼，因此嚮往自由，不能忍受朝九晚五。我想像自己是她，在同樣的小城裏碰到同樣的處境，沒人有共同語言。」

這部電影後來在55屆柏林電影節捧得銀熊獎，張靜初一舉成名，頒獎當天的細節，她至今歷歷在目。

「當天下午，中國大使館請我們《孔雀》劇組吃飯，由於柏林電影節是在下午兩點鐘出結果，所以我們知道會在飯桌上邂逅有關資訊。兩點鐘左右，製片人二勇接到一個電話後，在顧長衛導演的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話，導演平靜地微笑道：『那你跟大家說吧！』，我們其他人還以為是改簽機票的事情呢，誰知道抬頭後聽到的卻是《孔雀》獲得銀熊獎，當時我們都瘋了，除了高興就是高興。」兩個小時之後，張靜初在房間裏靜靜地等待著化妝師來裝扮自己，有機會梳著精緻的髮型，穿上講究的晚禮服，和導演一同踏入柏林電影節頒獎典禮的殿堂。此種榮耀，對於中國電影和中國演員來說並不是家常便飯。

而在之前，她剛發現自己上鏡的事實，但一直沒想踏踏實實當演員。「《孔雀》之後踏實下來，一方面是選擇多了，你知道自己可以有選擇地和一些希望能合作的人合作，不確定因素稍有減少，雖然還是被動的，但多了一點可控性。另一方面是演戲找到一些感覺，也就想演了。」

不吸毒的癮君子

如果說《孔雀》對於張靜初的意義在於為其表演樹立自信，爾冬升的《門徒》無疑是次挑戰。首先，如何體驗一個癮君子就是最大的問題。

上學時，學校教的是Stanislavski的表演體系，但張靜初一直覺得自己沒有用表演體系作為自己表演的指導。「Stanislavski強調體驗，沒有體驗就很難找到那種真實的感覺，但這種體驗不是你演死人的時候必須死一次，我是通過閱讀，看別人的紀錄片，以及類似感受的過程去體驗。」

在演《門徒》之前，她看了很多紀錄片，大概知道併發症的時候有什麼症狀，除此之外還要解決一些疑問，比如他們為什麼吸毒，為什麼寧可選擇死亡也不去戒毒。「通過調查慢慢有答案，但這些答案還是不夠，畢竟自己沒有吸毒的經歷，於是通過心理的體驗和渴望，覺得這個女孩子就像一口深井裏掙扎的女人，看見井口有人扔下一根繩子，她希望能出去，可正要抓的時候，繩子就抽走了。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是我演得有多像，但這個人物真正打動我的地方在於她對生存和擺脫毒品的希望和掙扎，更重要的是，希望這個人物能讓大家第一眼就感覺到毒品的恐怖，這樣一來，角色更有意義。」

領略香港高度濃縮

2008年，她接拍了許鞍華的《天水圍的夜與霧》，一個半月的拍攝週期讓她有機會領略香港這座城市。在她看來，香港是一個高度濃縮的城市，所有人都很忙，卻又不知道他們在忙些什麼。同時這裏是反差與多樣化並存的城市，體現著各個時期的歷史，基礎設施現代化的成分不亞于別國的先進與前衛，同時七八十年代的房屋環繞在它們周圍。「拍《門徒》的時候去過廟街，在那裏看到過五六十歲的老太太濃妝豔抹，唱著三四十年代的歌。她們看似在香港，但沒有前進，還活在自己的那個年代，保留著從前的習慣，只是自己沒意識到，是種很夢幻的感覺。這也是香港很有魅力的原因，任何年代的東西都有保留，而在大陸不是這個情況，我們經過一個時代之後，之前的那個時代就會被取代。」的確，北京的名勝古跡旁邊都會有一個小牌子，表面上是在告訴大家這裏的歷史，實際上，這種保護行為也暴露了肆意拆遷的事實。

那一年，她在香港居住的時間比北京長。「住習慣香港的人肯定不喜歡北京，在北京住習慣的人肯定也不習慣香港。香港很方便，住在哪，出門都有吃的。九龍有很老的店鋪，他們的鳳梨包可能有20年歷史，我們現在還可以吃到。到了跑馬地，可能有專門做楊枝甘露的地方，非常好吃，也有20年歷史，這在北京找不到。從生活便利的角度講，北京不可能超越香港。但北京的地點是開闊，節奏沒有那麼快，可以懶洋洋的，走到哪裡都犯困。」

天水圍的正負極

《天水圍的夜與霧》，這個角色更難把握。和之前《天水圍的日與夜》比起來，是從清淡到激烈的正負兩極，它在探討人的感情和愛情如何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觀看的時候也比較揪心，原因是一開始就知道發生了什麼，而接下來要看的只剩下其中的過程。也許兩部片子表面差異顯而易見，卻同樣充滿詩意，前者是瑣碎生活中的溫情、浪漫，後者是一個小女孩在13歲那年走出青山綠水的家鄉，尋找自己的未來，讓人看到這個女人的人生與命運。

故事根據2004年在天水圍發生的一個滅門慘案改編，一個男人把她的妻子和孩子都殺死，想製造他殺的假像，於是拿刀捅自己，沒想到捅得太深，自己也死了。「天水圍離大陸比香港要近，居民大部分要領救濟金或者是低收入人群，有很多大陸新移民，社會壓力造成很多家庭問題。這個角色不像《門徒》能找到現實當中的例子，她看似被動，其實很主動，因為你可以去塑造。她一直想過簡單生活，找個工作，撫養孩子，有一間房子住就好了，其實也是尋找夢的一個女孩，從四川農村出來，一路向南，走到香港，沒想到沉沒在這樣一個繁華都市。」

演員像水個性厥如

許鞍華在籌備《天水圍的夜與霧》時就知道，這部戲當中的一些分寸感必須拿捏得十分到位，才滿足想像中的效果，只能由職業演員來演，因為看了《孔雀》和《門徒》，覺得她可以勝任。但在接拍這部片子之後，張靜初總是眉頭緊鎖，不知道如何把握角色。「一個是裏面比較有爆發力的戲，另一個是小孩子演的戲，其實我在和小孩演習方面沒有太多經驗，看似演過《門徒》、《證人》，實際上真要演一個好媽媽非常困難，《天水圍的夜與霧》的角色這是個好媽媽，和孩子有很多對手戲，有很多交流，同時這裏面有很多特別虐待的戲，包括到最後那種神經質的戲。是我在香港接的那麼多電影裏面，這部電影角色最完整，挑戰最大。」

的確，這是張靜初從未遇到過的挑戰，演《門徒》的時候，她一開始也沒有太大把握，但和吳彥祖的激情戲以及最後死亡戲之後，她便有了信心，可是在拍攝《天水圍的夜與霧》時，她總是無從下手，也不知道這個人物出來之後會怎樣。「導演經常說，你放鬆做你自己就很好，出來之後發現確實如許鞍華所說。她非常喜歡第一條，每次看，都覺得第一條最好，看第二條的時候就沒有判斷力了。如果把第二條拿出來，告訴她這是第一條，她也覺得這條最好。她這個習慣也教會了我放鬆，有時候你沒有完全準備好，沒有完全在這個人物裏的時候，可能那些沒有把握住的地方正是人物能夠呼吸的成分。」

張靜初認為，人物體驗的關鍵之處是把自己放到那個情境裏，演員就像是水，要做到裝進不同容器呈現不同形態，「你不能固化自己，以自我為中心，總想著自己是誰。我從小到大，對於自我的概念不是非常強烈。我不覺得自己很有個性，不覺得自己突出，更不覺得自己是什麼重要的人。你問我是什麼性格，我都不知道。這恰恰對於做演員有一點好處。」